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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其中，采访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是《丝路新周刊》的一项重要报道。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是中国规模最大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刻艺术博物馆之一，收藏和展示了大量汉唐时期的石刻作品，凸显了陕西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传承。通过采访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，《丝路新周刊》向观众展示了丝路文物的独特魅力和历史内涵。这些石刻作品以其精美的雕刻工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，生动地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、艺术传承和历史发展。通过这样的报道，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和《丝路新周刊》共同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丝路文化，并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和欣赏丝路文物的窗口。

1.石刻诏书

      这件石刻诏书即唐代的圣旨碑，诏书最前边为“门下”二字，为唐代诏书的基本格式，代表唐代宰相机构的门下省。

      石刻诏书高34.5cm，宽69cm，厚7.8cm，是唐高宗咸亨二年（671年）册封邢州刺史纪王李慎的第六女为归顺县主的诏敕。唐代命妇制度规定，皇帝的女儿封为公主，太子的女儿封为郡主，亲王的女儿封为县主，都拥有“食邑”的赋税作为经济来源。唐代归顺县，属剑南道戎州（四川宜宾附近）。

      内容写道：门下，邢州刺史纪王慎第六女，疏详宓（mi）浦（pu），诞秀梁园，式综女图，备循姆教。拂髦（mao）在岁，载表幽娴之德，结悦有期，宜申沐赋之典。可封归顺县主，食邑一千户，主者施行。 

      后面写有中书省拟诏、门下省审核和尚书省施行的全部内容，各级官吏签署官衔、名称、时间，是一份完整而具体的诏敕公文。

      唐代前期的官职制度为三省六部制，三省即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，是唐代宰相机构，中书省“掌机要”，负责政令的起草和发布，其最高长官为中书令，是唐代的第一宰相，其下还有中书侍郎和中书舍人各两位协助工作；门下省负责审核政令，最高长官为侍中，侍郎协助其工作；同时还有尚书省，领导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具体执行，尚书省最高长官原本为尚书令，但由于李世民继位之前曾担任过尚书令，这个职位悬而不置，由尚书左仆射和右仆射领导工作。六部的长官皆为尚书，各司其职，执行政令。

      这件诏书上明确写着由中书省草拟和发布政令，中书令阎立本、中书侍郎崔知涕、中书舍人郭正一签发，再交给门下省黄门侍郎郝处俊、给事中郭待举审核后，最后交付给了尚书省，由吏部尚书李敬玄、吏部侍郎裴行俭、行尚书右丞许圉师负责执行。

      诏书其中，名人众多。纪王李慎，是唐太宗的第十子，母韦贵妃，贞观五年封申王，十年改封纪王，先后担任秦州都督、襄州刺史、邢州刺史。颇有才华，受人爱戴，曾经跟随越王李贞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受牵连入狱，被流放岭表，卒于放免途中。其中还写道“中书令博陵县开国子臣阎立本”，是唐代著名画家，画有《凌烟阁功臣图》、《步辇图》和《历代帝王图》等，先后历任匠作大匠、尚书右仆射、中书令。李敬玄和许圉师之后也曾分别担任宰相，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第一任妻子便是许圉师的孙女。而裴行俭更是唐代著名的军事家、政治家和书法家，曾先后参与防御吐蕃，出击西突厥，歼灭东突厥的残部。去世后追赠扬州大都督、太尉等职，特赐谥号为“献”。

      唐代诏书，一般都是用麻纸所写，宣奉存档，极少流传下来，现存的唐代诏书大多是文献中的记载，只有诏令内容而无“三省”的各自批复。这份诏敕是为纪念和彰显归顺县主的身份，特将诏书刻立在石板上，去世后放置在陵墓中。为我们研究唐代政治制度和诏书公文提供了最 为准确详实的资料，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。

2.大唐皇帝皇后供养经幢底座

      这是一件正方体的石灰岩制作而成的经幢底座，高41厘米，边长110厘米，宽105厘米。在底座四周以刀代笔，通过线刻的技艺刻画着十分精美的人物和神兽等图像。

      正面刻画皇帝和皇后分别带领文武官员和仕女共同礼佛的场景，是继龙门石窟、巩义石窟之后，唐代唯一的一件线刻的“帝后礼佛图”，更是被很多专家誉为中国现存最美的“帝后礼佛图”。画面中心，刻画三层莲花熏炉，顶部有摩尼宝珠，熏香袅袅上升。两侧各一位菩萨形象，头戴冠，着天衣，装饰璎珞，下身着裙，帔帛飘扬婉转，十分飘逸，有“吴带当风”的手法。右侧菩萨左手抬起，右手平伸于前；左侧菩萨左手上举捧盘，盘上有贡品，手臂微举，手掌向上平展。这样的菩萨造型，与著名的大雁塔门楣线刻、莫高窟103窟壁画中的菩萨像极为相近，必然是根据皇家的粉本进行刻画，而后又向各地传播。两位菩萨像的身后还分别站立着一男一女两位侏儒，在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壁画中便出土有侏儒的壁画，也能够说明唐代皇室内有豢养侏儒的习惯。菩萨像两侧各有题记：“大唐皇帝供养”、“大唐皇后供养”。画面右侧，皇帝头戴冕冠，身着衮服，跽坐于榻上。冕冠前后有冕旒，然而仔细观察，会发现这件冕冠上冕旒的造型和《历代帝王图》及其他传说形象都有所差异。而是有珩玉将串珠分为三旒，间隔有短旒，共计十二旒，十二旒冠正符合皇帝冕冠的规格。

      那么古代皇帝为什么要在冕冠上设置这些垂下来的冕旒呢？

      有两个原因：一可以通过冕旒遮住皇帝的面部，使其喜怒不形于色，增加皇帝的威严；二是端正皇帝的行为，使其符合礼教的要求。

      皇帝身着的服饰称为衮服，服饰上共有十二种纹饰，称为“十二章”：日、月、星辰、高山、龙、火、藻、粉米、宗彝、黼、黻、华虫，真实还原了唐代帝王礼服“衮冕”制度。六位官员跟随在皇帝的身后，第一位官员头戴平巾帻，身穿裲裆甲，裲裆甲主要流行于北朝至唐初；第二位官员头戴进贤冠，身穿朝服，双手插于袖中，深情严肃，画面右上角有题记：“言亡考桓元徽供养、大宝幢主清信士桓纳言供养”，据此推测此人正是幢主桓纳言。

      画面左侧，皇后跽坐于榻上，面相丰圆姣好，发丝刻画细腻，毛根出肉，头戴凤冠，有步摇装饰，身着袆衣，手持莲蕾供佛。身后跟随有六位女性。前两位女性梳双髻、双环望仙髻，手持华盖、帐扇，转身望向第三位女性；第三位女性梳高髻，双手持笏板，脚蹬如意履，左上角有题记：“言母金氏供养、幢主清信女言妻赵氏供养”，推测此人即桓纳言之妻赵氏。

      在石刻的左侧线刻有八位官员的形象，头戴幞头，身穿圆领袍服。左上方各有题记，说明他们都是来自于山东淄州的官员，跟随皇帝一起参与了这场礼佛的活动。左侧第一个人叫做张守洁，时任淄州刺史，旁边的题记写着：“使持节淄州诸军事行淄州刺史上柱国白水县国男张守洁供养”，需要注意的是在唐玄宗时期也有一位官员同名，但根据散官、爵号等分析，显然不是同一个人，玄宗天宝初年将“刺史”改为“太守”，由此判断这件文物的时间应在玄宗天宝之前。第二位人物叫做魏膺，题记写道：“中大夫行別驾郑国公魏膺供养”，是初唐著名谏臣魏徴的长孙，《旧唐书·魏徵传》载：“神龙初，继封叔玉子膺为郑国公”，古代的爵号是世袭制的，也就是说神龙初年，魏膺承袭其父魏叔玉的爵号而被封为郑国公。这就给分析这件文物的年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，说明了这件文物的时代又在“神龙政变”武则天退位之后。众所周知，唐睿宗第二次继位并没有册立皇后，唐玄宗对女性的地位一直有所压制，并在开元十二年（724）由于“符厌事件”废王皇后为庶人，因此推测正面的皇帝和皇后分别是唐中宗李显和韦皇后。

      唐中宗李显，为高宗和武则天的第三子，前后两次当政，景龙四年（710）去世。韦皇后，京兆杜陵人，豫州刺史韦玄贞的女儿，嗣圣元年（684年）李显第一次登基时，韦氏被立为皇后。公元705年“神龙政变”李显复位，韦皇后便开始效仿武则天干预朝政，景龙四年（710）李显去世后，韦皇后拥立李重茂为傀儡皇帝，打算要像武则天一样临朝称帝，直到7月21日李隆基发动“唐隆政变”，杀掉韦皇后及其党人，结束了韦后的专权。

      有意思的是，第八个人名字叫刘永训，时任行尉，形象上头部略微上扬，上衣敞开，袒胸露乳，双手置于腰带上，一副狂放不羁之相，似乎满足了我们对诗仙李白的所有想象，多多少少有点儿微醺的感觉。跟随皇帝参与祭祀、礼佛应当是极为严肃的场合，对多少人来说都是十分荣耀、一生值得大说特说之事，而他还能表现出一副狂放不羁的样子，也充分表现出他内心的奔放和洒脱，以及唐代社会的开放包容。在他前边的人叫做卢光祧，头向后转，双臂平举，右手指向刘永训，似有指责之意。我们可以完全想象这个场景：下属在这个重要的场合上行为不够端正，作为上级领导的卢光祧内心自然不悦，于是回头严肃并关切地批评着刘永训，提醒他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。画面生动逼真，极具情景感。